美國與盟友關系到底有多鐵

       前腳放話北約已過時，后腳聲稱將參加5月的北約峰會﹔競選時罵日本在安全保障上搭美國順風車，當選后立即派防長赴韓日搞“安撫之旅”……對於美國的盟友們，白宮新主人特朗普究竟是“終結者”還是“合伙人”，它們個個都在凝神觀望。

　　事實上，翻開歷史的書頁，美國與盟友的關系一度經歷了起起伏伏。當有共同利益時，盟友搖身成為美國的“鐵哥們”，反之，則難免“離心離德”，同床異夢。重溫美國與盟友間的分分合合，或許能為我們探究“特朗普時代”的美國同盟體系提供一些線索。

　　鑽法律空子對盟友免責

　　專注盟友體系研究的美國學者斯蒂芬·沃爾特指出，從廣義上說，國家之間隻要相互承擔安全義務，就構成了實質意義上的聯盟。按此定義，美國的“小伙伴”涵蓋了全球約60個國家。而從狹義上說，理論界則是以正式的法律文書作為衡量聯盟的標准。國家之間為了應對軍事威脅而簽訂協議並據此展開軍事合作，才算結成聯盟。這樣一算，美國的“狹義盟友”就比“廣義盟友”少了一些，但仍然包括北約以及亞太地區的許多大國，例如日本、韓國、菲律賓、澳大利亞、新西蘭、泰國等。

　　既然是有法律約束作為基礎，那麼按理說，同盟國應該對美國履行盟友義務比較放心才對。但其實並非如此。

　　根據學者格倫·斯奈德的同盟困境理論，任何結盟國家都要在“被拋棄”和“被牽連”之間尋求平衡——既要擔心可能淪為被犧牲的籌碼，又要擔心受到牽連被迫卷入地區沖突。為此，美國在所有聯盟條約中，都毫無例外地設置了附加條款。通俗點說，就是逃避承擔責任和義務。

　　比方說，除了北大西洋公約外，美菲共同防御條約、美以防務協議、澳新美同盟條約、美韓共同防御條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都設置了免責條款。通過在“后台”埋下“法律漏洞”的方式，美國得以暫時不承擔一部分義務。美國人把這種現象稱為“靈活條款”，即在不廢止協議的情況下中止履行義務的條款，以便“有效地增進合作”。

　　而對於盟友，美國則是追討責任的高手。通過建立更為清晰和有約束力的法律來約束盟友，是美國管理同盟體系的重要手段。比較典型的便是1960年、1978年、1997年和2013年對日美安保條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的調整。通過鞏固法律基礎，美國得以避免盟國政權更迭、民意變化等對同盟關系的穩定性產生太大影響。

　　三大因素或致同盟解體

　　法律就像一道鎖，為維系美國同盟體系上了一道“保險”。然而，這道鎖在歷史潮流和國家利益面前，往往顯得無能為力。美國同盟關系也由此走出一條強弱變化的曲線。

　　哪些因素會弱化美國與同盟國的關系呢？就像斯蒂芬·沃爾特在著述中指出的，同盟解體的原因有三：威脅認知變化、可信度降低以及國內政治變化。

　　不妨各舉一些例子來說明。蘇聯解體后，歐洲大陸改變了安全認知，認為不具備出現大規模軍事對抗和重新陷入冷戰的可能性。為此，歐洲就實行“去軍事化”，使北約從主要負責共同防御的軍事集團轉變為應對地區和全球挑戰的安全管理機制。然而，美國對歐洲“去軍事化”顯然不滿意。美國兩位前防長蓋茨、帕內塔都曾發出警告，認為歐洲的“去軍事化”已經從20世紀的一個福音變成了在21世紀獲得真正和平與安全的障礙。2013年的烏克蘭危機，讓美國終於重覓機會，向歐洲宣揚“戰爭並沒有在歐洲大陸永遠禁絕”——盡管不少歐洲盟國由於在地理上毗鄰俄羅斯，不願同俄對抗殃及自身。

　　美國作為同盟體系主導國的可信度也在下降。無論在歐洲還是亞太，前任總統奧巴馬出訪都不忘重申美國對盟國的安全承諾，這本身就是“哪壺不開提哪壺”。肇始於2013年的“監聽門”，則如德國《時代周報》所言，讓歐美安全聯盟體系失去信任機制，惹得德國總理默克爾連夜打電話質問奧巴馬。另一方面，“盟友小弟們”的可信度，也讓美國這個“老板”深憂。美國公開支持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以遏制中國，但與此同時，美國又擔心軍力提升后的日本搞軍事冒險。誠如哈佛大學學者約瑟夫·奈所言，“安倍的改革讓鄰國感到不安，最終使東京與華盛頓的同盟關系復雜化。”

　　菲總統杜特爾特與美國“鬧翻”，則與菲律賓的國內政治需求有關。杜特爾特想謀求菲律賓的“中等強國”地位，在國內政治秩序問題上採取了自己的做法。但西方卻以人權為由橫加干涉，強硬態度激怒了杜特爾特，也引發了菲律賓民族主義情緒。再加之美國霸主長期以來“高高在上”的態度和種種積怨，最終引爆了這位新總統的強烈反彈。

　　美國“修補能力”仍強

　　那麼美國同盟體系的戰車有沒有散架之虞？應該說，對於同盟關系的危機管控，美國已經積累了比較豐富的經驗，簡言之，就是“胡蘿卜加大棒”兩手。

　　在“給力”盟友方面，最常見的就是軍事支持。美國通過在盟國駐軍、武器技術嵌入等方式，形成盟國對美軍事力量的依賴。而當與盟友政策取向不一致時，美國就利用國際話語權優勢，對盟國施加政治、外交壓力，有時則干脆顛覆對方政權。日本鳩山由紀夫政府推動中日關系和解的努力半途而廢，小澤一郎政治生命的提前終結，恐都與美國的幕后搞鬼難脫干系。如今，在美國經濟還未完全復蘇的情況下，它可能也會繼續要求盟友承擔更多防務費用，並通過“2+2”會議，打造多邊同盟等手段，將同盟機制化、網絡化，以適應同盟體系的轉型。

　　總之，“特朗普時代”下，美國的盟友們能否像奧巴馬說的，繼續充當美國權力的“倍增器”，值得拭目以待。（記者　張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