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盟友关系到底有多铁

2017年02月10日10:02  来源:解放日报
 

       前脚放话北约已过时,后脚声称将参加5月的北约峰会;竞选时骂日本在安全保障上搭美国顺风车,当选后立即派防长赴韩日搞“安抚之旅”……对于美国的盟友们,白宫新主人特朗普究竟是“终结者”还是“合伙人”,它们个个都在凝神观望。

  事实上,翻开历史的书页,美国与盟友的关系一度经历了起起伏伏。当有共同利益时,盟友摇身成为美国的“铁哥们”,反之,则难免“离心离德”,同床异梦。重温美国与盟友间的分分合合,或许能为我们探究“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同盟体系提供一些线索。

  钻法律空子对盟友免责

  专注盟友体系研究的美国学者斯蒂芬·沃尔特指出,从广义上说,国家之间只要相互承担安全义务,就构成了实质意义上的联盟。按此定义,美国的“小伙伴”涵盖了全球约60个国家。而从狭义上说,理论界则是以正式的法律文书作为衡量联盟的标准。国家之间为了应对军事威胁而签订协议并据此展开军事合作,才算结成联盟。这样一算,美国的“狭义盟友”就比“广义盟友”少了一些,但仍然包括北约以及亚太地区的许多大国,例如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等。

  既然是有法律约束作为基础,那么按理说,同盟国应该对美国履行盟友义务比较放心才对。但其实并非如此。

  根据学者格伦·斯奈德的同盟困境理论,任何结盟国家都要在“被抛弃”和“被牵连”之间寻求平衡——既要担心可能沦为被牺牲的筹码,又要担心受到牵连被迫卷入地区冲突。为此,美国在所有联盟条约中,都毫无例外地设置了附加条款。通俗点说,就是逃避承担责任和义务。

  比方说,除了北大西洋公约外,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美以防务协议、澳新美同盟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都设置了免责条款。通过在“后台”埋下“法律漏洞”的方式,美国得以暂时不承担一部分义务。美国人把这种现象称为“灵活条款”,即在不废止协议的情况下中止履行义务的条款,以便“有效地增进合作”。

  而对于盟友,美国则是追讨责任的高手。通过建立更为清晰和有约束力的法律来约束盟友,是美国管理同盟体系的重要手段。比较典型的便是1960年、1978年、1997年和2013年对日美安保条约、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调整。通过巩固法律基础,美国得以避免盟国政权更迭、民意变化等对同盟关系的稳定性产生太大影响。

  三大因素或致同盟解体

  法律就像一道锁,为维系美国同盟体系上了一道“保险”。然而,这道锁在历史潮流和国家利益面前,往往显得无能为力。美国同盟关系也由此走出一条强弱变化的曲线。

  哪些因素会弱化美国与同盟国的关系呢?就像斯蒂芬·沃尔特在著述中指出的,同盟解体的原因有三:威胁认知变化、可信度降低以及国内政治变化。

  不妨各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苏联解体后,欧洲大陆改变了安全认知,认为不具备出现大规模军事对抗和重新陷入冷战的可能性。为此,欧洲就实行“去军事化”,使北约从主要负责共同防御的军事集团转变为应对地区和全球挑战的安全管理机制。然而,美国对欧洲“去军事化”显然不满意。美国两位前防长盖茨、帕内塔都曾发出警告,认为欧洲的“去军事化”已经从20世纪的一个福音变成了在21世纪获得真正和平与安全的障碍。2013年的乌克兰危机,让美国终于重觅机会,向欧洲宣扬“战争并没有在欧洲大陆永远禁绝”——尽管不少欧洲盟国由于在地理上毗邻俄罗斯,不愿同俄对抗殃及自身。

  美国作为同盟体系主导国的可信度也在下降。无论在欧洲还是亚太,前任总统奥巴马出访都不忘重申美国对盟国的安全承诺,这本身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肇始于2013年的“监听门”,则如德国《时代周报》所言,让欧美安全联盟体系失去信任机制,惹得德国总理默克尔连夜打电话质问奥巴马。另一方面,“盟友小弟们”的可信度,也让美国这个“老板”深忧。美国公开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以遏制中国,但与此同时,美国又担心军力提升后的日本搞军事冒险。诚如哈佛大学学者约瑟夫·奈所言,“安倍的改革让邻国感到不安,最终使东京与华盛顿的同盟关系复杂化。”

  菲总统杜特尔特与美国“闹翻”,则与菲律宾的国内政治需求有关。杜特尔特想谋求菲律宾的“中等强国”地位,在国内政治秩序问题上采取了自己的做法。但西方却以人权为由横加干涉,强硬态度激怒了杜特尔特,也引发了菲律宾民族主义情绪。再加之美国霸主长期以来“高高在上”的态度和种种积怨,最终引爆了这位新总统的强烈反弹。

  美国“修补能力”仍强

  那么美国同盟体系的战车有没有散架之虞?应该说,对于同盟关系的危机管控,美国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简言之,就是“胡萝卜加大棒”两手。

  在“给力”盟友方面,最常见的就是军事支持。美国通过在盟国驻军、武器技术嵌入等方式,形成盟国对美军事力量的依赖。而当与盟友政策取向不一致时,美国就利用国际话语权优势,对盟国施加政治、外交压力,有时则干脆颠覆对方政权。日本鸠山由纪夫政府推动中日关系和解的努力半途而废,小泽一郎政治生命的提前终结,恐都与美国的幕后搞鬼难脱干系。如今,在美国经济还未完全复苏的情况下,它可能也会继续要求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费用,并通过“2+2”会议,打造多边同盟等手段,将同盟机制化、网络化,以适应同盟体系的转型。

  总之,“特朗普时代”下,美国的盟友们能否像奥巴马说的,继续充当美国权力的“倍增器”,值得拭目以待。(记者 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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