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護本國利益是各國運籌國際關系的基本出發點。然而，有些國家卻將維護國家利益異化為“本國優先”，堂而皇之地以單邊主義手段損害他國權益。從“關稅戰”到“去風險”，從“脫鉤斷鏈”到“小院高牆”，割裂產業鏈供應鏈，破壞多邊貿易體系，給全球發展帶來不穩定因素。歷史反復証明，你輸我贏的零和思維沒有出路，隻會導致雙輸甚至多輸局面。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時代，唯有擴大國際社會共同利益，才能更好實現本國利益。

維護本國利益是主權國家的正當權利，但絕不應同自私自利、贏者通吃畫上等號。長期以來，一些西方傳統國際關系理論陷於“修昔底德陷阱”的思維窠臼，將大國關系片面解讀為霸權更替的零和博弈，信奉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然而，國際競爭絕非“你失我得”的算術題。吹熄別人的燈，自己並不能得到更多光明。美國學者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在《權力與相互依賴》一書中表示：全球化時代，通過“不對稱依賴”對他國實施脅迫，都將被“復合相互依存”關系所消解。現實印証了這一判斷：世界銀行最新發布的《全球經濟展望》報告預計，今年發達經濟體經濟將增長1.2%，比此前預測值低0.5個百分點，其中美國經濟增速預期從此前的2.3%大幅下調至1.4%。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英德米特·吉爾表示，這將是“17年來除全球經濟衰退以外的最差表現”。這種“傷敵八百，自損一千”式的貿易政策，恰似“囚徒困境”的現實演繹——“小院高牆”將抬高全球經濟運行成本，破壞國際創新合作生態，所有經濟活動參與者都將付出沉重代價。

國際關系理論中的“霸權悖論”認為，霸權在擴張和維穩過程中，將不斷制造否定自身的力量，進而削弱霸權存續基礎。當某些國家沉迷於對他國實施“超額剝削”的舊秩序，妄圖以技術封鎖和貿易霸凌維系單極霸權，必將激發國際社會的集體覺醒，催化國際力量格局重構。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從拿破侖的大陸封鎖政策到上世紀30年代英國推出的帝國特惠制，凡是封閉排他的霸權體系，都會因違背經濟規律激起各方反對，最終也會因內在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根本矛盾而崩塌。如今，全球產業鏈所具有的韌性，將有力擊破技術圍堵的迷夢。美國對華芯片管制反噬自身，令其半導體企業痛失巨額市場。與此同時，中國自主創新則呈現“井噴式”發展。豎起所謂的高牆，可能成為他人進步的階梯。對國際社會極限施壓，得到的將是“世界反對美國”“美國反對美國”的結局。當前，單邊主義制造的“安全幻覺”正不斷破滅，全球“疑美”聲量上升，傳統盟友離心離德，國際秩序加速朝更加公平、包容的方向演進。

全球化浪潮下，國家利益與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已形成深度互嵌、相互成就的命運共同體。堅持義利並舉、弘義融利，既是順應時代潮流的戰略抉擇，更是實現本國利益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當今世界，全球貿易的80%左右依托全球價值鏈完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2025年全球投資規模佔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為26.4%。這一現實反映，國家利益不是靜態存量，而是可通過戰略協作持續拓展的增量。截至今年6月10日，中歐班列累計開行突破11萬列，發送貨值超4500億美元，極大帶動沿線國家GDP增長。這一實踐表明，開放合作是能夠創造指數級增長的“共贏方程式”。

當然，強調“共同利益優先”絕非忽視國家正當權益，其精髓在於尊重各國核心關切與合理訴求，通過對話協商凝聚最大公約數。各國應以共同利益為紐帶，徹底超越“分蛋糕”的零和思維，轉向“做蛋糕”的增量邏輯，在資源互補中激活潛能，在優勢共享中培育新的增長點，為自身發展開辟更廣闊空間，為世界經濟增長注入新動能。

在當前世界經濟增長動能不足、發展不平衡問題突出的背景下，如何統籌國家間競合關系、推動包容性增長已成為國際社會亟待解決的時代命題。破解這一難題，需要各國秉持立己達人的智慧，在三個維度協同發力：首先，大國應當以引領共同發展彰顯責任擔當。真正的領導力源自發展示范而不是力量威懾。發達國家應以更開放的姿態，與發展中國家共享發展機遇和技術成果，魚漁並授，幫助發展中國家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之路。其次，構建國際社會競合新范式。各國要樹立雙贏、多贏、共贏的理念，將科技創新這個“關鍵變量”轉化為共同發展的“最大增量”。最后，對話協商是重塑全球化內核的關鍵路徑。新時期的全球化應當是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數據顯示，普惠型全球化可使全球GDP增速提升1.2個百分點，同時減少1億貧困人口。

歷史不能倒退，應當向前﹔世界不能分裂，應當團結﹔人類不能回到叢林法則，應當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小院高牆”終將困於一隅，兼濟天下方能行穩致遠。站在人類發展的關鍵節點，我們需要順應歷史潮流，以更開闊的胸襟和更高遠的格局攜手邁向合作共贏的全球未來。

（作者為國際問題觀察員）

《 人民日報 》（ 2025年07月03日 1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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